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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类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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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人一方均不存在侵权行为

发布时间:2019-07-03

  被执行人在消失3年后偶遇债主,为求脱身在翻窗过程中坠楼身亡。死者家属认为,债权人讨债限制了死者的人身自由并导致其坠亡,遂诉至法院索赔。

  曹杰(化名)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被执行人。2013年,因借款逾期不还,债权人陈某将曹杰及其前妻诉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,法院判令被告方共同偿还陈某借款本金47万元及利息。但判决生效后,曹杰及前妻没有按时还款。

  该案承办法官、渝北区法院民一庭审判员刘长军介绍,本案中,曹杰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,毫无主动偿还债务的意愿和行为,遇到债权人陈某时甚至矢口否认。而事发当晚,法院和公安机关均无法即时解决债务纠纷,如果陈某此时不拉住曹杰,债权的实现很可能将再次陷入无尽等待。

  根据监控视频和在场人员的陈述来看,陈某、吴某、李某等人拉住曹杰胳膊要求还款以及全程跟随守候等行为,目的是为了确保天亮后共同到法院解决债务问题,并不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。他们的行为属于私力救济,且没有超过合理的限度,双方也没有发生肢体冲突,曹杰全程都可以自由活动和收发手机短信,债权人一方均不存在侵权行为。

  刘长军介绍,公民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两种途径实现,而私力救济主要包括正当防卫、紧急避险和自助行为三种。其中,自助行为是指权利人为保证自己合法权益的实现,在情势紧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(即公力救济)的情况下,依靠自己的力量,对他人的财产或人身自由施加合理限度的扣押、拘束或其他相应措施,而为法律或社会公德所认可的行为。

  本案的诱因本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,经过法院的判决、执行,债务人曹杰却仍然逃避还款责任,甚至玩起了“躲猫猫”。时隔几年后双方偶然相遇,为防止债务人再次隐匿以保障债权实现,债权人在扭住他的同时电话求助,以及后续过程中的时刻关注、跟随守候,所有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多年难觅踪影的曹杰履行法定还款义务。

  需要指出的是,曹杰发短信叫妻子将银行卡里的钱取出、以及最终从卫生间翻窗逃离的事实,恰恰证明了这些“扭拽、跟随、守候”的措施确有必要。曹杰作为一名成年人,对被人跟随和从二楼翻窗,哪种行为的损害后果可能更严重,应该有足够的认知比较和理性判断。纵观全程,债权人一方采取正当方式保护自身合法权益,没有超出法定的合理限度,既无故意、也无过失。因此,讨债行为与曹杰的死亡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,不构成侵权,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  在“老赖”横行、胜诉权益难以实现的情况下,通过上门催讨、死缠硬磨、跟踪盯梢、损坏名誉等方式讨要债务,甚至委托“讨债公司”雇请社会闲杂人员,采取威胁、恐吓、哄骗、骚扰、敲诈勒索甚至拘禁绑架等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手段追讨债务,成为许多人自认为“不得已”的选择。

  例如,在渝北法院审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中,债权人但某邀约朋友与自己同去讨债,在双方冲突中殴打了债务人的朋友,将其手机没收、捆住双手,开车强行带到重庆南山一处矿坑非法扣禁近7个小时,试图以此威胁债务人还款。但某后来担心“事情闹大”,陪同受害人吃饭洗浴后放其离开,但“覆水难收”,参与讨债的几人最终都被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。

  那么应当如何合法的追讨债务?北京大成(重庆)律师事务所聂炜昌律师认为,在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之间,普通市民更应选择公力救济,万不得已,才考虑私力救济。首先来说,由于法律本身的专业性,社会普通民众对法律的认识程度普遍不高,在采用私力救济追讨债务时,很难区分合法与非法、罪与非罪的界限。在实践中,因为私力救济限制债务人的人身自由,结果涉嫌非法拘禁罪的案例也不在少数。

  “因此,相比较之下,通过公力救济达到让债务人还债的目的,应该是法治社会民众的首选。事实上,通过法院判决确定债权,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,债务人若不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,法院可以将债务人拉入失信黑名单,冻结债务人的银行账号,限制债务人乘坐飞机、高铁,禁止住星级酒店、禁止高消费等。”聂炜昌说。

  重庆工商大学法学院教师公杰认为,如果对私力救济认可范围过宽,将会影响社会秩序的可控性、稳定性和可预测性。考虑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难以把握行为尺度,各国立法对私力救济都持谨慎态度,我国立法则未对自助行为进行明确规定。司法实践中,对私力救济的认定也十分严格,只有在来不及援用公力救济,而合法权益又有被侵害的现实紧迫危险时,债权人才可以对债务人的人身自由或财产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。

  “无论何种形式的救济,都属于事后补救行为。建议大家未雨绸缪,于债权债务确立之时,充分评估其潜在风险及自身承受能力,并通过详细拟定合同条款、设定担保或抵押等方式,做好做足防范止损措施。至于主张债权,则务必依规合法,切不可打着‘维权’旗号采用非法手段,以免有理变无理,维权变侵权。”刘长军说。(记者 战海峰? 通讯员 罗康)